第二十章 大势 续

　　而今燕国，其势虽弱，然北连匈奴，东接东胡、夫佘；四方俱有飞骑轻兵，快捷灵动，若结盟连为一体，与秦军全力一战胜负亦未可知？

　　而且燕国善附大国，在合纵连横时期，在苏秦张仪退出战国风云之后，燕国正在惶惶无计的时候，苏代对，燕国处境时说出的一个著名评判。苏代说，燕国不能独当一面，然却能做举足轻重的附属盟约国；燕国依附于任何一国，都将使其力量陡增；燕国之重要，在于依附大国，而不在独当一面；唯能大大增加大国分量，而燕国必然也就有分量了。苏代的说辞，本意在为燕国在七国纵横中寻求稳定长期的方略，而避免倏忽领头倏忽退缩的痉挛症。事实上，燕国除了燕昭王乐毅时期强盛一时，短暂破齐而独当一面外，此前此后，大体都在强国之间寻求依附而摇摆不定。秦国在合纵连横最激烈的时期，能多次与燕国结成盟约而破除合纵，实际上正是在燕国奉行“附国方略”的情势下做成的。虽然，燕国对附国方略之贯彻并未一以贯之，与最经常结盟的齐、赵、秦也是阴晴无定，与楚、魏、韩更是变化无常。但无论如何，燕国随时都可能倒向任何一个大国寻求支撑，则是不争的事实。若是燕国东向附齐，或南下附楚，乃附赵都足以使合纵抗秦死灰复燃。从此看去，燕国是山东六国中最为游移不定的一国。唯其游移不定，便存在着天下被燕国寻求出路的举动再次激出新变化的可能。也就是说，其余六国基于大国传统，其一旦陷入昏昧，国策惰性很难一时改变；而燕国恰恰相反，素无定见而寻求附国以存续社稷，则完全可能不遗余力地寻求结盟联兵。面对如此一个七八百年老牌诸侯大国送上门来，谁敢说其余能断然拒绝？若欣然接纳，山东抗秦必然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

　　所以自然有不少玩家看来中这一点，赶赴燕国。

　　只是王道迂政之风盛行，使得燕国君臣总做着天下圣王的美梦。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只是这些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东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的夹击，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其总体状态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王道迂政带来严重的兵变内乱，变法所积累的国家实力轻而易举地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变法势力因不能与迂政传统融合，随即纷纷离开燕国，短暂的变法迅速地消于无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如此燕国危已，几数者可灭矣。

　　魏国，魏地虽稍缩，但地广在三千里以上，而都城大梁，乃是天下最为坚固大都城。若非，在秦灭韩后，攻魏时，攻克河内后，水攻大梁，足以让魏国苦特数年而不亡。

　　自迁都大梁，魏国国势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落，与大梁都城的风华富庶独步天下，与齐国临淄、秦国咸阳、赵国邯郸并称天下四大都会的兴盛，形成不可思议的落差。其中奥秘，魏国人不解，天下人更不解，于是生出了种种议论评判。其中最令天下诟病者，是魏国的人才流失。自魏武侯死至目下魏王假即位，魏国历经惠王五十一年、襄王二十四年、昭王二十年、安趋王三十五年、景滑王十六年，共五世一百四十余年。这一百多年中，从魏国走出的名将名相名臣名士举不胜举。尤其是秦国名相名臣，几乎有八九成来自魏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除了一个信陵君，魏国在百余年中没有出过一个名将一个名相。于是，天下遂有了“魏才人用”之口碑。尽管魏国几代君王都不认这个口碑，可人才依旧在流失，魏国依旧没有当国栋梁。

　　虽然魏王假即位后，谨慎遴选贤才，妥善构架庙堂权力，将丞相一职分左右。

　　庙堂权力，在先秦之后，各朝代的国主君权，都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制约，到了明清两朝，国君权力已达顶峰，说一不二。而在战国，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

　　战国官制，各国虽略有不同，然到战国末期，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就其趋同之势的根源而言，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国在李悝变法邦国富庶之后，又确立了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体制，简洁明确，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国迅速由富而强。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根本点在于丞相开府制。开府者，丞相建立独立官署（府）而统辖百官处置政务，大体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但只限于处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而君主的权力，则通过原发性军权（成军权、调兵权、任将权）与用人权、赏罚权等等实现总体控制。从总体上说，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更何论明清之时，根本没有丞相一职。这种极具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而商鞅的秦国变法，便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轴心便是丞相开府。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体靠近魏国范式。因此，到战国末期，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

　　虽说如此，但玩家依然不够看好魏国，除了韩国将灭，还因魏国不重人才。

　　在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之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之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楚国，国土广扩，乃分治之国，不同其他六国，南海百越皆为属国，亦称南楚。中国广袤无边，泰半在南疆楚地。夫南疆者，淮水之南一，江水之南二，五岭之南三，海天之南四。

　　而对于玩家来说，楚国固然广袤，然其风华富庶之地始终在江淮之间。数十年间，楚国都城由郢寿北迁陈城，又由陈城南迁郢寿。楚国之民众、财富、军力，俱只在江北淮南之间。江南，岭南，尽皆荒僻不毛之地；南楚百越部族零散山居，各守城邑，全无聚集大军之力。适合玩家发展村庄，乃至夺城发展。自然楚与百赵两者，涌进玩家自是可以与秦国比拟，比匈奴少。本来，匈奴虽说地广超过楚国，但是有人烟的地方却远超匈奴，自是可以比肩，之所以少于匈奴，是因为国家聚合力太低，已经统一草原诸胡的匈奴自是远远将其超过。

　　以秦对楚的灭国之中，就可以看出。国家聚合力，也就是战时的国家动员能力，楚国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以楚国自身的历史比较，那时的国家聚合力已经增至到最大。然则，以战国之世所应该达到的最佳国家聚合状态而言，那怕是横向比较，楚国的聚合力尚远远不足。具体说，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力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闭合、民气战心之高下……凡此等等，无一不低于秦国。也就是说，楚国的国家聚合能力远远低于战国之世的发达状态。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了，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了。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次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地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数百年间蓬勃发展为横跨江淮以至在战国末世据有整个南中国的诸侯国。而且，这个南中国不是长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体接近黄河之南。如此煌煌广袤之气势，虽秦国相形见绌，唯有统一诸胡的匈奴才能与比美，乃至超过。然则，就是如此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最大王国，其国力军力却始终没有达到过能够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状态。战国之世，初期以魏国为超强，中期除秦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之外，齐国、赵国、燕国都曾经稳定强大过一个历史时期，甚至韩国，也曾经在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迅速崛起，以“劲韩”气势威胁中原。

　　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独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雄1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以南，而中原诸候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在北方大诸侯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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