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31章 孤寂的身世 3

　　孤寂的身世（3）

　　也许正是当日这位政治觉悟很高的基层医院领导谢绝这位苏医生的请求，也许是她个人的命运安排，或许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特别眷顾这些热血青年，否则，当日她被留下在医院一直工作，不再千方百计想办法回侨居国新加坡。在尔后的无数次政治运动中，即使她能侥幸躲过，但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造反派从她履历中抄出她的来历；曾在抗战中为国军服务，并且丈夫是国军的上校团副军官，单凭这些材料，她的命运极有可能与她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的校友；五七年从德国回国服务的著名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博士一样，莫明其妙地在自己家里被红卫兵用铁棒打破头颅，踢破下阴，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王老师的父母一代，她们都是在父母辈已侨居国外后才出生的侨民子女，所受的教育都基本上是西方教育，对共产主义世界很陌生，想以传统观念凭一技之长为百姓服务或做点什么的愿望也难实现就不奇怪了。无聊的日子使他们萌发了要马上回侨居国老家的意愿。老师的父亲和他叔叔说了此事的第三天，他做了简单的准备，便携妻带女坐汽车到深圳，想从那里到香港后，再买香港到新加坡的邮轮船票回去，在那个时候，国际航空还不发达，这也是东南亚华侨回侨居国唯一的捷径和习惯旅行方式，因为当时广州还没直到东南亚的邮轮。那时香港还是英属殖民地，在深圳与香港之间已设了一个“罗湖”海关，当他们一家在要过关时，高大威武的海关边检人员要他出示证明时，他愕愕然，不知要出示什么证明，他想了想，于是在行李箱中把他那一大堆的“国军奖状，委任状”之类等东西拿了出来，试图证明他的华侨身份，海关检查人员仔细看了他的东西后，很认真地对他说：“先生，我们要的不是这类东西，我们要的是你现在居住地所在地区的政府同意你出境的证明信（那时还没到要国际通行的护照之类），你回去搞好证明再来吧。老师父亲王铭唐又一次愕然，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已不是他原来想象的哪样，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了。他无可奈何，只得第二天打道回台山老家，把情况与他叔叔说了后，便到县政府，县侨办去要求给他们出具证明，他按要求填写了三张贴上照片的《中国公民出境申请表》后，便回老家等待批复的通知，但这一等就三个多月，尽管他隔三差五地去追问，但得到的答复都是；上级还没有批下来，要他耐心等待。这一耐心等待，一晃就是半年多了，他在百般无聊之中，一日在茶楼喝茶，他从一张报纸上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原云南国军起义将军沈XX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与国军起义人员座谈的消息报道，而这位起义将军正是他在云南当运输大队总教习是认识的人，且有一定交情，于是他想找他问问他要回新加坡的事该如何办？第二天，他专程到广州经多方打听后后找到了省政府参事室，见到了这位起义将军，他听完了他的叙述，明确表态，地方政府不出证明让你们回原侨居国是不符合共产党政策的，这时由我给你作证明，并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

　　有了这位老熟人的安慰和保证，老师父亲回家后静候消息，他的这位老上级兼朋友没有让他失望，他通过关系，直接把老师父母这事呈送国家侨务最高领导陈嘉庚先生那里，很快，地方地方政府接获上级指示，不敢再拖延为难，按上级领导的批示很快给老师父母办妥出境证明。

　　老师父母终于舒了口气，拿到那张盖了好几个红色大印的出境证明后，第二天一家三口便重新到广州乘长途汽车到深圳，满怀希望，这次可以出境到香港了。在罗湖桥边境检查卡位上，边境检查官仔细看了过出境证明后，对着他们身边的小孩子（王老师）看了看问：“这是你们的孩子？”

　　“是啊，这是我们的女儿。”老师母亲迫不及待地回答。检查官听后，面露难色地对他们夫妇说：“你们的出境证明上只注明你两夫妻的名字和照片，并没有注明你们还有一孩子要一齐带出境，你们要带孩子出境，你们还得回当地政府部门再重新出具证明，并把孩子的名字照片一齐补填写上。”

　　无奈，老师父母带着王老师重新又回到老家，把这事向他叔叔说了，他叔叔听完后，沉思了一会，说出他的意见：“这证明也搞了大半年了，好不容易才拿到，而且只有半个月期限，如果重新再办，恐怕又得一年半载，是否能办下来也是未知数，为了慎重保险起见，要不这样，你们夫妇先回去，小月榕（王老师）先留下来，由我抚养，或暂且先送她到广州三妹（老师的三姑婆）处抚养，到时你们再以华侨身份回来接她回去。”王老师的母亲听后率先表态不同意。老师的父亲开初也不同意，无奈他叔叔以无懈可击的理由，并把当前的形势作了透切的分析，最后警告他夫妻俩；如果错过此次能出境的机会，不但小月榕不能回去，恐怕他们夫妇要回去也遥遥无期。

　　夫妻俩在权衡商量了一翻之后，最终接受了叔叔的意见，第二天早上马上又坐车到广州，此行也是顺便向老师的三姑婆告别，并作一些交待。但要把女儿留下的事，他们夫妻不敢透露一星半点给年幼的小月榕。哪晚，在老师三姑婆家，待她的子女都睡觉后，老师父母才到姑妈房中把这事向她说了，老师母亲把身上仅剩的20，000美金和所剩下的三根金条，除拿了回去的船票钱及基本车旅费的美金外，全部给了她三姑，并把她带着的一对金耳环，一只金戒指，及一条吊着观音菩萨像的金项链一齐摘下用一个小布袋子装好，并嘱咐三姑妈：“如果他们夫妇不能回来接她回去，这些东西待月榕成年后交给她，让她对亲妈妈也有个念想吧！哪金条就当她日后的抚养生活费用吧。”

　　这晚父母把她抱了一遍又一遍，在她三姑婆和父母的千哄万亲下，她终于同意与她三姑婆婆同睡了。

　　第二天早上她起床后要找爸爸妈妈时，她三姑婆已作了准备，把她一大早到街上买回来的一大堆点心饼干、糖果拿了出来，用尽她哄骗小孩子的本领，千哄万抱，才使小月榕王老师暂时停止了哭闹。从这天起，她便注定了她与她的表哥表姐，表妹们一齐生活到成年了。庆幸的是；她的表哥哥，表姐姐们都对她很好，常常背着她到街上玩耍，并给她买各种零食，时间一久，爸爸妈妈的身影、印象在她只有三岁不到的幼小的心灵渐渐淡糊了。

　　她父母回新加坡后的半年，也常常来信给她姑婆，问她的情况，一年后姑婆在居委会的的安排下连续搬了几次房屋，她本身没什么文化，托人写过信告诉老师的父母，但不知是地址写错还是其他原因，一直再也没有接过回信。

　　解放初期，广州的户籍还不像20世纪六十年代后那样严格，姑妈婆原住的街道居委会的叔叔亚姨们也从小看着她长大，便给她在广州上了户口，由此她在广州上完小学，到初中毕业时，按姑婆的意见（找个饭碗），考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三年后毕业，按哪时的时势，国家号召知识青年要到边远的山区为社会服务，她在填写分配志愿表时，愿意到最偏远艰苦的山区小学任教。于是在我们四个念小学三年级的下学期（65年），她来到了我们学校，教我们唱歌、跳舞，画画，她有爱吃零食的习惯，她的住房永远有各种糖果，饼干，她看到我们有时也会塞上一把给我们，我们都很喜欢她。

　　老师缓缓给我们讲述一个多小时她的身世，未了笑笑问我：“小文，这你应当明白，我昨天对你说过的；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亲弟弟亲妹妹这事了吧？”

　　“明白了。”我回答。

　　我看看理英，对王老师这个我们从不知道，带着有点悲凉的身世，她好像听得入迷了。我收住思绪，问王老师：“王老师，你这个身世的事以前有没有向其他人谈起过？”

　　“没有，从来没有，这事除了我父母就只有我在广州的三姑婆和我在台山老家的叔公知道。”

　　“这就好。”我说完后，望着理英继续说：“理英，今天王老师对我们所讲的一切，我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包括其他两位老师和你父母及弟弟，也包括李侯、二胖、他们几个。”

　　“为什么要这样？”理英不解地问。

　　“现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要清理像王老师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如果让大队革委‘白眼鼠’那帮子人知道王老师的身世，恐怕她比跳屋檐死去的沈老师还惨百倍，他们这帮子人现在正是打着灯笼在满地寻找像王老师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你明白了吧？”

　　“哦！对，是这样，我明白了。”理英点着头说。

　　王老师这时也象如梦初醒，从椅子上站起来，拉着我手说：“啊……是这样，谢谢你的提醒。”并瞟了一眼在旁边的理英，要是理英不在，她肯定又要抱我亲我了，由于理英在旁，她只拉着我的手腕捏着摇了摇。

　　我顺眼看了一眼桌上的表，已经是上午9点半多了。我提起暖水瓶正要给老师倒开水，忽然听到外面好象有人在拍学校大门似的，并大声喊；“开门，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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