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6章 教工委专题会议
江临舟从广电局出来时,天色已经过了正午。
回到省委食堂吃了个午饭,下午直接去了教工委。
教工委办公楼四楼,方铭已经在会议室门口等着了。
他上午参加旁听了广电局那边的会议,知道江临舟下午会过来,已经提前把会议室准备好了。
“书记,高校和民族研究所的同志都已经到了。”
江临舟点了点头,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人不少,除了教工委的几位副书记和处室负责人。
还有戈壁大学、石河大学、戈壁民族大学三所高校的历史系和民族学院负责人,以及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
长桌两侧,坐了将近二十人。
江临舟在主位坐下。
“各位同志,今天这个会,主题是关于民族人物。
最近省委宣传部与教工委,进行了一周的排查工作,各位都有所了解。
封挡了四座雕塑,关停了三座展览馆。
但今天不讨论,那些雕塑和展馆本身。
今天讨论的是,为什么这些东西能通过审批,能在公共空间里立这么久。”
略微停顿了一下,江临舟目光扫过长桌两侧。
“这几天,我反复看了所有项目的审批档案。
发现一个共性问题:所有项目的历史审核环节,用的都是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
申报单位说这个人物是‘先贤’,审批部门就按‘先贤’来审。
申报单位说这个人物‘治边有功’,审批部门就按‘治边有功’来批。”
江临舟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抽出一页。
“北部某州的阿不都热合曼铜像,申报材料里写的是‘清代治理西域、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人物’。
这个表述本身有问题吗?没有。
单看这句话,它符合审批语言规范,挑不出毛病。
但问题在于,审批部门没有追问。
这个人的‘治理’做了什么?‘融合’体现在哪里?‘历史人物’的评定依据是什么?”
江临舟放下那页纸。
“我把这个情况跟方铭同志、陈卫疆同志都讨论过。
造成这个结果,有几个原因。
第一,申报单位在包装上下了功夫,用词考究,表面上无可挑剔。
第二,我们的审核人员历史专业能力不足,面对陌生的历史人物,缺乏独立判断的依据。
第三,也有客观原因。
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历史交替纷杂。
同一时期不同政权并存,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可能大相径庭。”
江临舟说到这里,抬起头,再次看向在座的所有人。
“但客观困难,不是懈怠的理由。
我们吃的这碗饭,就是面对复杂情况的。
处理不了复杂情况,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
会议室里没有人敢接话,大家都在记录。
“所以今天要定一件事。”
江临舟把文件夹合上,双手放在桌面上。
“教工委牵头,联合三所高校的历史系、民族学院,以及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写一套《西域边疆历史人物志》。
这套书,供高校教学参考,也供各级政府查阅使用。”
江临舟停顿了一下,明确了一下范围。
作为曾经的学者,江临舟还是知道学者本性的。
不规定好,他们可能会直接无限延伸,考古到上古时代。
“从汉代开始,一直到现代。
每一个朝代出一本子刊。具体分卷方案,你们自己定。
但有几条要求,我先说清楚。
第一,事件可以概述,但人物评价必须准确。
什么叫准确?
符合国家主流评定价值观,有史料依据,经得起专业审查。
不能因为某个历史人物有争议就回避,也不能因为要‘团结’就模糊评价。
第二,这套书的核心,是提供一套参照系。
让审批部门在遇到一个陌生历史人物时,有地方可查;
让高校教师在涉及边疆历史叙事时,有依据可引;
让宣传系统的同志在策划相关题材时,有标准可参照。
第三,这是工具书,不是宣传读物。
措辞要严谨,要有注释,要有史料来源。
每一个结论,都要能追溯到具体的方志、档案或正史记载。”
江临舟说完,看向方铭。
“方铭同志,你说说教工委这边的初步考虑。”
方铭翻开面前的笔记本,先看了教育厅和高校的几位负责人一眼,然后转向江临舟。
“书记,您刚才提到的分卷方案,我初步想了一下。
如果从汉代开始,到现代结束,跨度的确很大。
我们初步考虑,分四个阶段来推进。”
“第一阶段,从汉代到唐代,这是西域纳入中央政权管辖的早期阶段。
可以分两卷,汉魏一卷,隋唐一卷。
重点讲张骞、班超、玄奘这类人物,以及各个时期的都护府、都督府制度。
第二阶段,宋元时期。
这一阶段西域政权更迭频繁,人物评价的难度更大。
我们计划用一卷处理西辽、察合台汗国、元朝西域治理的相关人物。
重点区分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
这一阶段史料相对完整,地方志记载也较为丰富。
重点处理明清两代对西域的经略,明代在这里也有伊犁都司等,但有些叙事中居然没有包含。
以及这一时期地方伯克、阿奇木等职官的评定。
您上次提到的阿不都热合曼,就属于这个阶段。
我们计划用两卷,明一卷,清一卷。
第四阶段,近现代。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华国成立。
这一阶段的人物评价,涉及近代民族觉醒、边疆危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议题。
我们初步考虑用两卷,民国一卷,华国成立后一卷。”
方铭说完,看向江临舟。
江临舟没有立刻评价,转向戈壁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
“马教授,您是研究西域史的专家。
方铭同志这个分卷方案,您觉得可行吗?”
马教授已经七十多岁,满头白发,在戈壁大学教了四十多年书。
现在已经是退休返聘状态,方铭见到他都得叫一声马老师。
他推了推眼镜,斟酌了一下措辞。
“江书记,方铭同志的分卷方案,大体上是合理的。
但我有一个建议。
每一卷的正文之前,应该增加一个‘史料来源说明’章节。
把本卷涉及的主要史料、方志、档案的出处和版本情况,做一个简要交代。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便于读者核对,二是便于后续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补充修正。”
江临舟点了点头,做出肯定。
“这个建议很好。
工具书最重要的是可信,可信的前提是可核查。
没有史料来源的结论,就是空中楼阁。”
接着,江临舟又看向方铭。
“方铭同志,这个‘史料来源说明’章节,纳入分卷方案。”
方铭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下补充。
这时,戈壁民族大学的代表,历史系主任艾尔肯江,举了一下手。
“江书记,我有一个问题。
这套书涉及的人物,有些在境外的宣传材料中有特定评价。
我们编写时,是否需要逐条对照境外材料,做针对性的回应?”
江临舟思考了一下。
“不需要逐条对照。
那样做,等于把对方的叙事框架,也搬进了我们的工具书。
我们的书,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标准就是三条:一,是否维护国家统一;二,是否促进民族团结;三,是否有史料依据。
按照这三条来写,自然就与境外材料形成了对照。
如果对方刻意歪曲,我们不需要在书里逐条反驳,只需要把正确的史实讲清楚。”
艾尔肯江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五十多岁的维族研究员,热合木开口,问道。
“江书记,编写这套书,工作量不小。
仅清代一卷,涉及的地方伯克、阿奇木就不下百人。
如果每一个人物都要做史料核查,所需的人力、时间,可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江临舟把这个问题,接了过来。
“热合木所长说的这个问题,我考虑过。
这套书不可能一次出齐。
先出第一批,也就是方铭同志说的清代那一卷。
清代史料最丰富,问题也最集中,阿不都热合曼这类案例也最典型。
把这卷做扎实,既是为后续各卷打样,也是为当前的排查工作提供直接的支撑。”
江临舟转向方铭。
“清代卷,先做。时间节点,三个月内拿出初稿。
人员抽调,教工委统一协调。
三所高校各出两名教授,社科院出两名研究员,组成联合编写组。
方铭同志任组长,马教授任学术顾问。”
马教授点了点头,接下这个差事。
“江书记,我还有一个建议。
编写组在写作过程中,遇到难以判断的人物,应该有一个内部研判机制。
不能各写各的,最后汇总时发现评价标准不统一。”
“对。”
江临舟肯定了,这个建议。
“编写组,每周开一次碰头会。
遇到争议人物,集体讨论,形成统一意见。
如果集体讨论仍无法达成一致,报到方铭同志这里,由教工委组织专家复议。
最后的定稿,报宣传部和教工委联合审定。”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散会时,三所高校的负责人和社科院的研究员陆续离开。
方铭留了下来,等其他人走完后,走到江临舟身边。
“书记,三个月出清代卷初稿,时间上确实有点紧。”
“我知道紧,但排查工作不能等。
现在封挡的雕塑和展览馆,后续处理都需要历史结论作为依据。
如果工具书不能尽快出来,后续的工作就没有参照。”
方铭点了点头。
“好,我尽快把编写组名单定下来,下周开第一次碰头会。”
江临舟站起身,拿起笔记本。
“还有一件事。
这套书虽然是工具书,但它的意义不止在书本身。
编写的过程,就是培养队伍的过程。
三所高校的年轻教师,通过参与这套书的编写,能够系统接触边疆史料,能够掌握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这批人成长起来,以后就是各高校、各研究机构的骨干。”
方铭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
江临舟走出教工委办公楼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回到省委大院,春节的气息已经完全消散了。
正月已经过完,新的一年工作正全面展开。
从发现一座雕塑,到部署全省排查,到人大专题报告,到广电局专题节目,再到教工委历史人物志的编写。
这条工作链条越拉越长,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江临舟回到办公室,在当天的工作记录下方写下一行字。
“雕塑可以封挡,展览馆可以关停,但历史叙事的主导权,需要在制度层面扎下根来。”
《西域边疆历史人物志》的编写,将从清代卷开始。
三个月后,当这本工具书,摆在各级政府审批部门和高校教师的案头时。
一座雕塑背后的历史叙事问题,就不会再像今天这样,需要反复核查、多轮论证才能得出结论。
那时候,审批部门手里有书可查,高校教师有据可依,宣传系统的同志有标准可参照。
这才是长效机制的真正含义。
江临舟坐了一会儿,给陈卫疆发了一条消息。
“卫疆同志,教工委这边已经启动《西域边疆历史人物志》编写工作。
清代卷先做,三个月后出初稿。
宣传处配合教工委,做好后续的出版和发行协调。”
陈卫疆虽然已经回家,但很快回复。
“收到。
部长,这套书出版后,是否需要在全省宣传系统内做一次专题学习?”
江临舟想了想,回了一条。
“要。书出来之后,组织全省宣传系统的同志集体学习。
让每一个人,都掌握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
发完消息,江临舟把手机放在桌面上,翻开台历。
宣传部的排查方案,广电局的节目脚本,教工委的历史人物志初稿,几件事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并行推进。
但方向明确,机制也已经建立。接下来,就是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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