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时间在与世隔绝的山村亘古不变地流淌，使溪流变丘陵，让红颜变老朽。

　　这一年，秦宛若年方十九，活力和娇艳似乎要冲破她那袅娜身躯的束缚。然而，日子依然过得单调和艰难。离开的想法无时无刻不在她脑中萦绕。但是缺钱和养家的责任使她的梦想一拖再拖。她很急，却无可奈何。

　　这是一个秋日的黄昏。劳作了一天，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走到离家门大约十米左右，她看到有一个人在家门口晃来晃去，嘴里叼着一根烟，不时地从嘴里喷出一个又一个烟团，手上捧着一个硕大的茶杯，里面的茶叶占了杯子将近三分之二的容量。

　　“这不是王才吗。他来干什么？”她很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从村民的闲聊中，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对他的好色耳闻目睹。有一次，为了救济金的事，她曾在村委会和他单独相处过。事不复杂，五分钟就能谈完，但整个过程硬是拉长到近半个小时，而且大部分谈的内容和救济金无关。她至今仍然记得他曾有意无意地拍了她的肩和背，眼光多次停留在她的胸前。她感到恶心，愤怒，但强忍着没有发作。直到事谈完，她飞速地离开了村委会。出门的那一刹那，她依然能感觉到他火辣的目光。

　　厌恶归厌恶，但他毕竟是一村之长，官小权大，得罪了他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得罪小人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这个道理她懂。再说，他极少到她家来，莫非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朝他走去。

　　“书记，有什么事吗？”她问。

　　“你可回来了。”他的额头上冒出油亮的汗珠，双眉紧锁，似乎心事重重。

　　“有什么事吗？”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这个......”他欲言又止。

　　“快说嘛，急死人了。”她有点厌烦起来。

　　“行，我说，但你听了后不要着急。”他那双略显浑浊的双眼盯着她，使她很不自在。

　　“你爸爸被绑架了。”

　　“什么？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的？”她大声喊道。

　　“我跟你说不要着急嘛！”

　　“我能不急吗？那是我爸，又不是你爸。”她真有点急了。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他的眼神中有点责备的意思，“是这样，今天下午大约四点左右，我正坐在村委会办公，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很凶。他说‘你是王才吗？’我说‘是啊，有什么事吗？’那个男人说‘你们村是不是有个叫秦川上的人？’我说‘有啊，怎么了？’‘他现在在我们手上。’他说.‘在你手上？什么意思？’我问。‘我们把他绑架了，笨蛋！’他说。‘绑架？为什么？’我问。‘他欠我们钱不还。很多钱，欠了很长时间。’‘欠钱你可以告他，绑架可是重罪。要是警察知道你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说。‘告他？你快他妈闭嘴吧！我警告你不准报警，否则—’，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他没说我爸现在在哪，究竟欠他们多少钱？”秦宛若问。

　　“没有。”书记又掏出一根烟，大大地喝了一口浓茶，然后蹲在地上，闷头抽烟。

　　“这样吧，书记，”秦宛若说，“请您先回村委会去，看看他们会不会再打电话过来。我要回家一趟，我弟和我妈还没吃晚饭。等我安排好，我马上去村委会。奇怪，他们为什么往村委会打电话？为什么不打我的手机？”

　　“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们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书记又喝了一口浓茶，吐出一团浓烟。接着将烟头扔到地上，又狠狠地踩上一脚。“好吧，就这样。你看，这事闹的。”说完往村委会方向匆匆走去。

　　秦宛若快速跑回家，她先到西边母亲住的房间，和往常的情景一样，这个妇人仍在探索房顶的奥秘，入神，专注。没有发现弟弟的踪影，平时这个时候他都是活蹦乱跳的。找了半天，才在厨房的柴禾堆上发现了他。但情况却有点不对劲。他正躺在上面呼呼大睡，呼吸粗浊，脸色通红。秦宛若心头一紧，快步走到他身边，用手摸他额头，滚烫。“哎呀，怎么会烧得这么厉害！这得赶紧送卫生所。”她想。但母亲还没吃晚饭。她决定先服侍母亲吃晚饭，然后再带弟弟去卫生所。但首先，要给弟弟喂点水，发烧的人需要喝水。她快速地从水缸中舀了一瓢水，先用毛巾沾湿了放在弟弟的额头，帮他降温，剩下的水倒入一个小碗中，轻轻的捏开他的嘴巴，将水一点一点地倒入他口中。喂完水，她又从竹制的餐桌上拿起一只干净的碗，盛了一些中午吃剩的菜，还有一个馒头，很硬。她思考片刻，从热水瓶中倒了一点热水在碗中，接着将馒头掰成小块，和菜拌在一起，这样母亲吃起来比较容易下咽。她快步来到西房，将母亲的上身略微抬高，身后用俩个枕头垫着。她一勺一勺地，耐心却快速地喂她。她感到双手在微微地颤抖。

　　喂完饭，她吃力地背起弟弟，快步朝医务所走去。虽然才五岁，但分量已然不轻。到了医务所门前时，她竟累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　

　　医务所由两间平房组成，一间是诊室，极其简陋，仅仅一张桌子几把椅而已。诊室里还辟有一间很小的空间当作厨房。另一间是检查室，里面有一张木制的检查床，外面包着一层塑料壳，皱巴巴的，肮脏不堪。此刻天色已暗，屋里的灯已点亮。秦宛若朝屋里望去，见村里唯一的陈医生正在吃饭，桌上竖着个酒瓶。“真是个酒肉郎中。”她想。村里人有时候来看病，由于手头不宽裕，会以酒充当诊费，他也乐得如此。虽然酒后诊断让人不放心，但大部分情况下，他都能手到病除。村民除了称奇，就剩敬佩了。并坚信“酒会误事”这句话很没道理。

　　她背着弟弟走进屋里，一股强烈的酒味扑鼻而来，令她恶心欲吐。但此时此刻顾不上这些。她将弟弟扶躺在两张靠墙放的椅子上。他还在沉睡。

　　“怎么了？”陈医生夹起一块肉片放入嘴中，边嚼边含糊不清地问。

　　“他发烧了，烧得很厉害。”她说。

　　陈医生咽下肉片，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微微点头，说：“看得出来。先量下体温吧。”说完从一个杯子中拿出一个体温计，用酒精棉花插了插，接着，甩了甩。“喏，你给他量。你会量吧？”

　　“我会。”她接过体温计，犹豫起来，不知应该放嘴里还是腋下量。

　　“放在腋下吧。他现在昏睡不醒，放在嘴里不安全。”陈医生说。

　　她于是将体温计放在弟弟的腋窝，自己站在一边等待。

　　“不要紧张，”陈医生似乎感受到了她的焦虑，说，“孩子发烧是很正常的事。他们抵抗力强，扛得住。”

　　“是，但是—”

　　“哪来的那么多但是。但是多了反而坏事。”他打断她的话。

　　她觉得这话说得还挺有哲理。她知道人酒喝多了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痛哭，有的喋喋不休，反复重复说过无数遍的话；有的沉默不语；还有的呼呼大睡。当然还有些人会说一些语惊四座，充满玄机哲理的话。这位陈医生就是这么一位酒后哲学家。她觉得有点怪异，但感觉心定了一些。

　　“孩子生生病，抵抗力，生命力会增强。就像人生，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是那首歌里的歌词的？”他有点疑惑。

　　“郑智化的‘水手’。台湾人。”她告诉他。不过她认为他压根不知道郑智化是谁。

　　“对对，我喜欢这句话。唉，年轻真好。”他又抿了一口，接着说，“可以了，看看体温多少。”

　　她从弟弟的腋下抽出体温计。“三十九度一。怎么办，陈医生？”

　　“我来听听。”他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插了插嘴，抄起一个听诊器，走到孩子身边，戴好听诊器，将另一头放在孩子的胸口，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嘴巴里还发出轻微的“叭唧叭唧”的咀嚼声。过了一会，他收起听诊器，又坐回桌前。

　　“怎么样，陈医生？”她问‘

　　“肺还好，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样吧，先挂瓶水，观察一段时间再看。让他躺在检查室的床上，我马上就来。”他说。

　　秦宛若背起弟弟，走进检查室，轻轻地将他放在检查床上。等陈医生将挂水的所有步骤都完成后，她找到一张方凳，坐在床边，一只手握着弟弟的一只手。陈医生回到他的办公桌前，继续吃吃喝喝，思考人生。

　　秦宛若静静地坐在那里，一种无助的感觉使她全身发软，疲惫不堪。父亲被绑架，死活不知。虽然他嗜酒如命，但他终究是家的支柱啊，他若出什么意外，这个家怕就垮了。“欠钱？”她想起了书记告诉自己绑匪的话，“他怎么会欠钱呢？欠了多少呢？家里一贫如洗，如果真欠了很多钱，拿什么还呢？”母亲就是一个植物人，不，沉默的哲学家，老在思考世界的终极难题。父亲如果有任何不测，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毫无疑问就落在自己的肩上，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将老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所有的希望和期待就将化为乌有。她不禁打了个寒战。她下意识地朝那位酒后哲学家的屋子瞟了一眼。突然之间，她产生了喝酒的冲动。她站起身，走到陈医生的房间，说：“我可以喝点吗？”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惊讶，但很快被一种喜悦所替代。有个人陪自己喝酒可能是酒鬼最开心的事了。

　　“可以，太可以了。把那边的凳子拿过来，坐我对面，我给你拿筷子和酒杯。”他说。

　　她拿起弟弟刚才坐过的椅子，放在陈医生办公桌的对面，坐下。陈医生将酒杯和筷子放在她的面前，倒满，说：“没什么好菜，将就一下。你随意，能喝多少喝多少。”

　　“谢谢你。来，干一杯，”她举起酒杯，他也举起酒杯，碰了一下，然后两人一饮而尽。随后，陈医生又将两人的酒杯斟满。

　　“你好像心事很重。”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说。

　　“没什么。”她说，喝了一小口。

　　“没什么就好。要是有，不妨说说看，也许我可以给你提些建议。”他说。

　　“真的没有，就是担心我弟弟。”她说。

　　“要是只是担心你弟弟，这就大可不必。”他说，吃了口菜，接着说，“在现代医学面前，很多以前不能治好的病现在都不叫个事，比如早期的癌症和很多心脑血管病都能治愈，何况小小的发烧。”

　　她突然觉得坐在对面的这个男人根本不像乡村郎中，说话除了像哲学家外，似乎还具备山村医生所没有的专业素养。沧桑颓废的外表下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睿智。这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毕竟在村里看到的大多是眼神空洞，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听陈医生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她说。

　　“不是，我是北方人。”他抹抹油嘴，说。

　　“那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呢？”她问。

　　他放下筷子，点上一根烟，吐了个烟圈，说：“还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不想提。但姑娘你能陪我喝酒，我很开心。好吧，就和你聊聊吧。”

　　秦宛若也放下筷子，静静地听着。

　　“从哪说起呢？”他想了想，继续说：“我是在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城市长大，很穷，和他妈这里一样穷。那儿的人不仅懒，总寻思着天上掉馅饼，而且凶悍好斗，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尤其是喝酒之后。经常能看到被打残甚至打死的人，酒鬼居多。”

　　“我父母是农民，勤劳本分，可是种地只能勉强糊口。所以，饥饿总是如影随形。我有一个姐姐，长得那叫一个漂亮，但是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因为家里需要人干活，而且也供养不起两个孩子上学。全家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也还算争气，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方医科大学，学中药学。”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对她说：“你也喝，吃菜。”

　　秦宛若喝了一口，又夹起一块腊肉，慢慢咀嚼。“状元。名牌大学。”她轻轻地道。

　　“算是吧。”医生的语气里半是自嘲半是骄傲。“从进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绝不考虑其它事情。因为家里穷，我吃得是我们班上最差的，我现在仍然记得整天肚子都在咕咕叫，饿得胃老泛酸水。但我绝对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一个。一天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教室，和舍友几乎没太多面对面的交流。我当时立志不仅要光宗耀祖，而且要成为人上人。彻底摆脱饥饿和贫困的生活。”说到这，秦宛若似乎在他眼中看到了一丝不甘。她心中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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