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1章 赴冰城

冰城金融市场背后的暗流涌动，在钱掌柜的鼓动下，各中小粮商掏空了家底，又加杠杆高利贷近百万，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殊不知，一根系着口袋的绳子正偷偷扎紧。

而最近这些时间里，还发生了很多事。

十月底，西安这座古都忽然热闹起来。

火车站、机场、公路，三条线上几乎同时涌来一批特殊的旅客。他们随身带着的行李箱里装的是书、手稿、仪器和图纸。有些人的皮鞋上还沾着南方的红土，有些人的眼镜片上还留着长途颠簸的灰尘。

去年年底那场事变后，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有了微妙的地位。它既是通往西北的门户，又是各方势力交汇的缓冲带。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座足够大的军用机场，而且恰好华北的日军还没能打过来。

第六集团军的二十多架C-47空中列车运输机，以及二十多架战斗机已经停在机场西侧的专用停机坪上，机翼下方统一喷涂着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徽，，从停机坪这头望过去，一直延伸到尽头。场面颇为震撼，看的随行的一些国军军官直咽口水。楚河又又又一次秀了肌肉。

名单上列着二百三十七个名字，全都是各高校年轻的教授讲师，学术带头人。

截至目前，到了一百二十九个。

之所以有这么人，倒不是因为南京那边大方了，实在是楚河两条腿走路出了成效。

此前，在南京那边还未与东北达成协议的时候，依然在联络各种学科带头人，虽然第六集驻南京、武汉办事处被盯死了，但楚河还有一张牌。

张啸林。

当然，说起这个名字，半年前的上海滩，几乎人人咬牙切齿。

自从兴华集团成立以来，张啸林带着上千万的资本，在上海工商界掀起了一场堪称疯狂的收购风暴。

和兴钢铁厂、大隆机器厂、天原电化厂、申新纺织的万锭分厂、大中华橡胶厂、永泰化学……一家接一家，能谈的谈，谈不拢的直接威逼利诱、巧取豪夺上了手段弄到手。

当时上海滩骂得铺天盖地。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还在后头。

张啸林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这些工厂吃下来，转头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搬。

全部搬走。搬到重庆、搬到成都、搬到武汉。

和兴钢铁厂的电炉一台一台拆了，装上民生公司的货轮，沿长江逆流而上。天原电化厂的设备用火车皮一节一节往西运。大隆机器厂的车床、锻压机、刨床，裹着油布，码在船舱里，顺着长江三峡的激流往四川去。申新纺织的万锭纺机拆成零件，编了号，装了整整十二节车皮。大中华橡胶厂连模具带原料，打包装船，目的地是武汉。

连技术工人都一并迁走。张啸林开出的条件是：到了后方，工资翻倍，住房由兴华集团统一安排，家属随迁，子女入学有专人负责。愿意去的，路费全包；不愿意去的，发三个月遣散费，绝不勉强。

结果大部分工人都跟着走了。倒不完全是条件好，而是厂子都搬空了，留在上海也没活儿干。

这一搬，骂声更大了。

“张啸林疯了！”“把上海的工业根基全拔了！”“几千万的家当往那穷山恶水里扔，脑子叫门夹了！”

最刻薄的一篇文章登在香港的一份小报上，标题是《张啸林：上海工业界的掘墓人》，把他从祖宗三代骂到脚后跟，说他是“以实业救国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将上海半壁工业江山毁于一旦”。

那段日子，张啸林走在法租界的街上，连熟人都绕着走。

但张啸林咬着牙，一声不吭，照搬不误。程枫林在后方一头扎进厂房选址、设备安装和工人安置的事务里，几乎三个月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绝大部分设备和人员已经转移完毕，武汉的临时厂房开始试运行，重庆那边的新厂区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然后，淞沪会战就爆发了。如今，已经半沦陷。

日军正接管一切能为战争服务的工业设施。

而那些被张啸林“巧取豪夺”、千里迢迢搬到后方的工厂，此刻正在重庆的山坳里、武汉的江岸边、成都的平原上隆隆运转。一夜之间，风向全变了。

《大公报》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是《张啸林与民族工业的西迁壮举》，把半年前的收购内迁始末细细梳理了一遍。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话——“当举国皆醉之时，独此人清醒。”

而南京方面正式发来嘉奖令，表彰兴华集团在工业内迁中的卓越贡献。常委员长亲笔题了“功在国家”四个字，派人送到张啸林手上。

张啸林把那幅字挂在重庆办事处的墙上，就挂在那幅“花甲重新”的旁边。

这个和虹口日本人勾勾搭搭的著名亲日派，摇身一变，成了对日本人咬牙切齿的坚定抗战派，也算是造化弄人。

十几天前，有记者在武汉找到他，请他谈谈当初为什么做出内迁的决定。

张啸林坐在藤椅上郑重回答：“日本人觊觎中华，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张某人虽是粗人，但有一双眼睛。东北丢了，华北还能太平多久？华北不太平了，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会，日本人能不惦记？”

“上海是中国工业的心脏。六成轻工业、四成重工业，全挤在这弹丸之地。所以我宁可被骂半年，也要把东西搬走。搬到日本人够不着的地方。只要厂子还在，机器还在，人还在——我们就还能打。”

这篇采访见报以后，张啸林的名字彻底洗了一遍。从“上海工业界的掘墓人”变成了“民族工业的守护者”，从人人喊打的地痞流氓，变成了抗战后方工业体系的奠基人之一。

张啸林做了三十年的梦，在炮火声中，终于圆了一半。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

过去一段时间里，张啸林通过兴华集团在上海、武汉、香港的商业网络，以“聘请技术顾问”的名义，悄悄接触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年龄在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受过系统的地质学、化学、物理学或机械工程训练，有些人刚从欧美留学回来，有些人在国内大学教了几年书，正赶上高校南迁，前途未卜。

兴华集团开出的条件很简单：月薪一百二十元，美元！住房由公司安排，家属随迁，子女入学由冰城市政公署负责。到了东北以后，研究经费和实验设备，由第六集团军统一保障。

一百二十美元。南京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大约在两百到三百元法币之间，但那是教授。普通讲师和助理研究员，月薪在六十到一百元，而且随着战事吃紧，法币贬值，实际购买力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单从薪水上看，简直就高出了十几倍。更何况，还包住房、包家属、包子女上学。

而且，此时的张啸林已经不再是半年前那个被人唾骂的“巧取豪夺者”。工业内迁的壮举让他的名字在学术界也有了分量。不少学者虽然没见过张啸林本人，但都听说过那个“把上海半壁工业搬到后方”的传奇故事。

一个连工厂都肯拼了命往后方搬的人，请你去东北搞研究，至少说明他是真心想做事的。

当然，让不少学科顶级技术人才义无反顾到东北的，不是钱，是大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人，是谢家荣和潘钟祥。

这两位的到来，堪称一出传奇。

谢家荣当时在贵州遵义附近做野外考察，研究黔北地区的汞矿和磷矿分布。消息传到贵州的时候，他正蹲在一条山沟里敲岩石样本。同行的助手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谢先生！大庆出油了！”

然后他把锤子插回腰带，站起来，对助手说了一句话：“收拾东西，我要去东北。”

问题是，谢家荣是楚河专门拿出名单的，自然被军统给盯上，报纸早上到，下午就遭遇了警告。

而从遵义到西安，隔着大半个中国。公路不通，铁路绕远，走正规渠道，百分之百被拦。

救他的人，是龙云。

龙云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号称“云南王”，77以后，手中的滇军被整编第60军，辖第182师、第183师、第184师，是最早奔赴前线抗战的地方军。

此前，龙云谢家荣有过数面之交。此前谢家荣曾受邀到昆明做过几次学术讲座，龙云对他印象很好。龙腾公司武汉办事处的人辗转联系上了龙云的幕僚，说明了情况。龙云二话没说，派了一架省政府的联络飞机，从昆明飞到贵阳，把谢家荣从遵义接到贵阳，再从贵阳飞回昆明。

在昆明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龙云又安排了一架飞机，把谢家荣送到了武汉。

期间，二十多名军统与龙云派去保护谢家荣的亲兵一度发生武装对峙，差点爆发枪战火并。

龙云为什么帮这个忙？原因很简单。云南地处西南边陲，龙云一直在寻找与各方势力建立关系的机会。帮第六集团军一个顺水人情，既不得罪南京，又给自己留了一条通往东北的线。

潘钟祥的经历更曲折。他当时在云南个旧考察锡矿，得到消息后立刻动身，但从个旧到昆明的路上遇到了山洪，公路断了三天。等他赶到昆明的时候，龙云的飞机已经走了。

最后是张啸林龙腾公司驻武汉办事处的人，又花了两千美元，从一个私人航空公司租了一架双翼飞机，从昆明飞到武汉。

那架飞机在武汉降落的时候，左侧起落架的减震器断了，机身在跑道上擦出一串火花，潘钟祥从座舱里爬出来，眼镜碎了一只，手上划了几道口子，毫不在意，脸上狂热的兴奋。

他问来接他的人：“大庆的油，是从什么地层打出来的？”

接他的人愣了一下：“这个……我不清楚。”

“没关系。”潘钟祥把碎了的眼镜收进口袋。“到了就知道了。”

而说来也巧。这时候，南京已经和东北达成了协议，军统的人也在找潘钟祥。潘钟祥以为特务是来逮捕他的，躲了几天，托了很多关系才搞了一辆军用卡车，挂着第五战区后勤处的牌子，连夜走公路，在宪兵哨卡前亮了一张伪造的调令，才算一路畅通无阻。

其中的曲折和精彩，要一一写出来，又能够水上二十多章。

两人先后抵达西安的时候，是十一月2日、3日。

在机场帐篷里见面的那一刻，谢家荣握着潘钟祥的手，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用力晃了两下。

两个人都清楚，这一趟去东北意味着什么。

十一月四日上午九点，二十多架C47运输机先后起飞，在五个编队的野马P51护航下，爬升到七千多米高度，向东北方向飞去。

人员有谢家荣和潘钟祥在内的两百多名专家学者，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34人德国顾问团，以及国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陆军二级上将，“小诸葛”白崇禧率队陪同的52人国军军政要员。总计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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